1956年的沂蒙山，一条通往山沟的小路上，一个挑着担子的老汉走走停停。
担子一头是酒坛，一头是狗肉，他不吆喝，不揽客，只是在村口转来转去，眼神在村庄的角落里反复打量，像是在找什么。
几个村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山西口音，专挑偏僻小路，神色谨慎。
很快，公安干部骑车赶来，将他堵在一块大青石旁。
“干什么的？”
老汉沉默片刻，放下担子，从贴身衣服里摸出一个布包，布包打开的那一刻，在场的人忽然安静下来，那不是普通百姓有的东西。
这个卖酒的老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来这偏僻山村，究竟在找什么？
雪夜血路
1941年的沂蒙山，冬天来得格外早，远处村庄的炊烟早已断绝，山道上只剩下被踩乱的雪印与烧焦的残垣。
日军五万余兵力压境，所谓铁壁合围，不过是将整片山地一寸寸掀翻，把所有活物逼入绝路。
那天，郭伍士带着两名战士翻过一处石岭，准备摸清日军的搜索路线，他是山东纵队司令部的侦察参谋。
他刚放下望远镜，耳边忽然炸开一声枪响。
紧接着，密集的枪声像暴雨一样倾泻下来，原来，他们已经被日军的搜索小队盯上。
“分开！”郭伍士压低声音喊了一句，自己却已经冲向侧面的矮坡，试图吸引火力。
两名战士还未来得及还击，便被扫倒在地。
郭伍士刚跃起，左臂猛然一震，像被铁锤砸中，他低头一看，棉衣已经破开，血顺着袖口往下淌。
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第二发子弹从侧面掠过，擦破了嘴角，最致命的一枪，来得悄无声息。
腹部骤然一凉，紧接着剧烈的疼痛翻江倒海般涌来，他倒下去时，耳边只剩风声。
日军踩着积雪走近，有人用刺刀拨了拨他的身体，又补了两刀，他们确认“死透了”，便转身离开。
但幸运的是，郭伍士没有死，刺骨的寒风反而让他保持了一丝清醒。
他睁开眼，强迫自己抬起还能动的那只手，把外露的肠子一点点塞回腹中。
他撕下贴身的布条，颤抖着缠住伤口，血还在往外渗，但比方才缓了一些。
他不能躺着等死，雪地里一旦失温，哪怕伤不致命，也会被冻成一具僵硬的尸体。
远处山脚隐约有村庄的影子，他用还能活动的右手抓住岩石边缘，一寸一寸往前拖动身体。
不知道爬了多久，他的意识时断时续，终于，村口的一道低矮木门出现在眼前。
他再也撑不住，整个人倒在门前。
木门在傍晚时分被推开，祖秀莲拎着一桶水出来，准备去井边。
她四十多岁，丈夫早逝，她独自带着孩子过活，战火连年，她比谁都清楚，八路军是守护这片山的人。
她一眼看见门口躺着的血人。
那不是普通百姓的装束，棉裤的样式，腰间的绑带，还有那双军鞋，都在告诉她，这是八路军。
祖秀莲几乎没有犹豫，她丢下水桶，蹲下身，用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微弱，却还在。
远处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吆喝声，时间不多。
她咬紧牙关，拖着郭伍士的肩膀，一寸寸往院里拉，接着迅速抓起院角的扫帚，把痕迹扫乱，又踢了几脚积雪掩盖。
院子角落堆着高高的高粱秸垛，她掀开一角，把人塞进去，再用秸秆重新盖好，动作利落，没有半点迟疑。
没多久，日军真的来了，几个持枪士兵在门外停下，踹门急促粗暴。
祖秀莲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深吸一口气，走去开门。
她神色平静，甚至带着几分木然，日军扫视院子一圈，目光在秸垛上停留片刻。
她的心几乎要跳出胸口，却只是站在门口，目光不闪不避，士兵嘟囔几句，转身离去。
门重新关上的那一刻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等到晚上，祖秀莲悄悄去了妇救会联系的游击小组，几名村民趁着夜色，把秸垛里的郭伍士抬出来，用破棉被裹住，绕开村道，往后山走去。
后山有一处隐蔽的小山洞，仅容两三人蜷身，那里是唯一可以暂避风头的地方。
郭伍士被安置在洞内，山下仍有零星枪声。
山洞里，一条命在生死边缘徘徊。
而这场用血与胆换来的相遇，才刚刚开始。
二十九昼夜
郭伍士昏迷了整整两天。
直到第三天清晨，洞口传来轻轻的“咚、咚、咚”三声。
郭伍士在半昏半醒中听见这声音，意识猛然被拉回，他用尽力气，从喉咙里挤出一声低哑的回应。
那是约定好的暗号，祖秀莲进洞时，总是先敲三下石头，确认没有异常，洞里的人再应声。
若无回应，她绝不会贸然进去，那样的谨慎，是在日军扫荡下活出来的本能。
她弯腰钻进洞里，肩上背着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是温热的稀粥，粥很稀，却是她能拿出的最好口粮。
她把碗凑到郭伍士嘴边，一勺一勺喂进去，像在喂自家生病的孩子。
山路崎岖，她每天要翻过两道坡，绕开日军巡逻的小道，脚下湿滑，她摔过几次，膝盖青紫，却从未间断。
伤口是最难的，腹部贯穿伤在那样的环境下几乎等同于判了死刑。
祖秀莲却没有退缩，她从山上采来芸豆叶，挤出汁水滴在伤口边缘，引出蛆虫，那是乡间流传的土法子，残酷却有效。
她用烧开的盐水，一点点冲洗伤口，没有麻药，没有止痛药，郭伍士的身体在剧痛中剧烈颤抖，牙关咬得咯咯作响，每清一次伤口，都像是再经历一场刀割。
后来郭伍士开始高烧，祖秀莲用湿布一遍遍擦他的额头，她整夜坐在洞口，风从背后灌进棉袄，她却不敢离开一步。
第二天清晨，她做了一个决定。
家里有一只养了三年的老母鸡，那鸡是她唯一值钱的东西，平日下蛋换盐换油，舍不得吃。
她回到家，最终还是把鸡抓了出来。
锅里炖起鸡汤时，孩子在一旁问：“娘，咱过年吃吗？”
她摇了摇头：“给山里那位叔叔。”
鸡汤被装进陶罐，她再次翻山进洞，那天，郭伍士喝下第一口鸡汤时，眼睛里泛起水光。
“娘……”他声音嘶哑。
祖秀莲愣了一下，那一声娘，不是客套，不是顺口，而是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依赖。
她沉默片刻，轻轻嗯了一声。
从那天起，称呼变了，山洞里不再只是伤员与救助者，而像是母子。
为了给他买一点像样的药，她开始没日没夜地纺线，线纺好了，她背着布匹走三十多里山路赶集。换回几枚铜板，又托人买些消炎的草药。
就这样，二十九天里，郭伍士能扶着石壁站起来时，洞口的雪已经开始融化。
组织的人终于联系上来，那天夜里，几名战士悄悄进山，将他抬上简易担架，祖秀莲站在洞口，看着他们忙碌。
他执意要下来，腹部还未完全愈合，他却挣扎着跪在地上。
他说：“娘，我一定回来。”
八年挑担寻娘
1947年，战火渐渐远去。
郭伍士的伤并没有完全好透，组织上为他办理了复员手续，地分到了，房也分到了，他在沂南县隋家店村安下了家。
战友们陆续收拾行囊，有人劝他，回老家去吧，落叶归根。
他摇头，山西是故乡，可命不是在那里捡回来的。
他清楚记得那片山，那道门，那双粗糙却稳重的手。
只是记忆像被大火烧过，只剩几段残片，那时他濒死昏迷，许多细节都被血和痛掩盖。
他能想起的，只有几样零碎的线索，沂水一带，姓张的大娘，门口有一棵老核桃树。
他一遍遍在脑子里翻找，却找不出更多。
村名记不清，方位记不清，连她真正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可那一句娘，却清晰得仿佛刚刚喊出口。
最终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在镇上置办了一副挑子，一头装自家酿的烧酒，一头是熏好的狗肉。
他对外说是补贴家用，做点小买卖，其实心里清楚，那不过是一个幌子，他要走村串户去找人。
他走进一个又一个村子，逢人便问：
“村里有没有一位张大娘，当年救过八路军伤员的？”
有的人摇头，有的人皱眉回忆。
偶尔听说某村确实有位姓张的老妇人，他便兴冲冲赶去，可希望一次次升起，又一次次落空。
村里渐渐有人对他起了疑心，一个山西口音的男人，年年走山路，不吆喝生意，只打听人。
有人说他像特务，有人说他图谋不轨，几次被村干部盘问，甚至被举报到乡里。
妻子忍不住劝他：
“都这么多年了，人海茫茫，你命能活下来，是福气，别再折腾了。”
他沉默，因为他不是欠一顿饭，不是欠几枚铜板，而是欠一条命。
欠命，怎么还？他只能去找。
八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他还是没有停下。
核桃树下重逢
1956年的沂蒙山，郭伍士又一次挑着担子钻进山沟。
桃棵子村附近的山路偏僻，行人稀少，他走走停停，目光在村口与山脚之间来回扫视。
正是这份反常，引来了怀疑。
村妇女主任远远盯了他半晌，心里起疑，报了公安。
不多时，几名骑着自行车的公安干部沿着土路赶来，将他拦下。
“你干什么的？”
郭伍士把担子慢慢放下，这些年，这种误会这些年遇得多了。
他伸手进贴身衣兜，摸出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，打开时动作格外郑重。
一枚八路军徽章，一张复员证，有些旧了，却保存得干干净净。
带队的公安干部赵德山接过证件，目光从姓名、部队番号一路扫到落款日期。他的神色渐渐凝重。
“衣服掀起来。”他忽然说。
郭伍士没有犹豫，解开扣子，把衣襟掀开。
那道伤疤像一条盘踞的老虫，从左肋蜿蜒至腹中，皮肉凹凸不平，触目惊心，那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伤，是子弹贯穿后留下的生死印记。
四周一片沉默，赵德山放下证件，语气缓了下来：
“老同志，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郭伍士抬起头：“找我娘。”
他把十五年前的那段往事，一字一句说出来，赵德山听完，沉默良久，他说：
“我们陪你走一趟。”
山路不长，却像走了半生，郭伍士不知道自己这次是不是终于走对了地方。
村口渐渐近了，他忽然停住。
一棵老核桃树立在村头，那一瞬间，记忆像洪水决堤。
泪水顺着他满是风霜的脸淌下来，他捂着脸，像个迷路多年的孩子。
“就是这儿……”他哽咽着说。
有人跑去叫祖秀莲。
她已经六十五岁了，头发全白，背微微驼着，听说村口有人找张大娘，她有些疑惑地走出来。
郭伍士抬起头，看见她的一瞬间，心跳几乎停住，那是当年在山洞口俯身看着他的眼睛。
他站起来，又跪下去。
“娘……”
祖秀莲愣住了，十五年过去，当年的年轻战士如今鬓发花白，可那条伤疤，他记得。
他们抱在一起，谁也说不出完整的话。
后来才弄清楚一个误会，祖秀莲本姓祖，因为丈夫姓张，村里人一直叫她张大娘。
郭伍士记住的张大娘，其实找的是姓祖的人，也难怪他八年里总对不上。
后来，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搬进桃棵子村，在村里落了户，祖秀莲的院子里多了一道身影。
挑水、劈柴、修屋顶，他全揽下来，逢年过节，他总把老人接到自家屋里，孩子围着喊奶奶。
祖秀莲不善言辞，却总是笑。
山风依旧年年吹过桃棵子村。
有些故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却比山还重。
那副挑过八年风雪的担子，终于放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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